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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專家：調節收入分配不能僅靠稅收

日前，國務院《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
    這些內容一出即引發社會熱議和媒體廣泛報道。有媒體據此報道稱，年收入12萬以上的人群將被作為高收入人群進行重點調節，此觀點一出社會一片嘩然，不少人紛紛在網上吐槽12萬元這一“高收入標準”。最終，這一熱點事件以新華社引用稅務專家觀點進行辟謠而終結。
    拋開12萬這一標準的準確性不說，公眾對于“12萬收入分界線”的關注其實反映了當下很多人對收入分配不公的焦慮。但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單靠稅收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真的要打個問號。
    “12萬”之爭反映公眾收入分配焦慮
    仔細閱讀國務院發布的《意見》就會發現，其內容主要著眼于調節收入分配，并沒有提出高低收入的劃分標準，社會上廣為流傳的“12萬標準”缺乏依據。我國從2006年開始，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不少媒體的報道正是依據這一定義推測出的高收入“12萬標準”，但這一標準是否適用于十年之后的情況卻有待討論。
    從另一方面看，“12萬收入分界線”之爭反映了公眾對于收入分配不公的焦慮。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雖然經過連續幾年下降，201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62.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是最重要的稅種，但是所得稅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的二次調節，如果初次分配本身就十分不公平，所得稅能起到多大的調節作用就要打個問號。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其實最重要的是政策目標的問題，個人所得稅的目標到底是什么？所有的稅種都有籌集財政收入的功能，只要承認稅收的存在，客觀上就有調節的功能。那么個人所得稅的定位是什么？如果定位于公平，那么在最終結果上就要讓高收入者的稅負比低收入者更高，這是一個常識問題。但是現實是復雜的，考慮個人所得稅的定位時，國家治理與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的因素恐怕繞不過去。
    調節收入分配單靠稅收難做到
    當前，要求稅收政策進一步發揮公平收入分配作用的呼聲非常高，但是稅收政策并不是萬能的，只有對稅收政策在公平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和局限性加以充分認識，才能揚長避短，更好地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
    稅收政策是國家的一項政策手段，任何一種政策都存在局限性，稅收政策也不例外。流轉稅、所得稅、財產稅三大類稅種在公平收入分配時各有不同的效果，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流轉稅最終由消費者承擔，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彈性要小于奢侈品的需求彈性，因此稅負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擔，這對收入分配起到逆向公平的作用。另外，由于流轉稅普遍采取比例稅率，所以隨著收入的增加，流轉稅具有累退性，低收入者的稅負要高于高收入者。
    如果國家的政策目標偏向于促進社會的公平，那么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就會成為國家的優先選擇。
    不過，單靠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仍是有限的，政府干預經濟有多種手段，稅收政策只是其中之一，各種政策各有所長。筆者以為，應當在宏觀經濟目標的指導下制定具體的經濟政策，制定政策時要做到統籌考慮，使各種政策能夠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減少政策間相互掣肘的情況。在稅收政策調節高收入的同時，更應當關注財政支出在增進低收入者福利方面的作用，使宏觀經濟政策在收支兩個方向同時發揮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個人所得稅不能取消
    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一直很低，始終在10%以下，那么如果個人所得稅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稅種，個人所得稅到底還該不該存在？有學者就建議，在當前經濟局勢下，應該暫停個人所得稅，擴大這一部分消費主力人群的消費能力。
    筆者以為，個人所得稅不能取消。從調節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雖然我國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不盡如人意，但是也沒有更好的稅種能代替它。在目前的稅制結構中，最有潛力去調節收入分配的還是個人所得稅；從稅制結構發展規律的角度看，由間接稅為主體演變為直接稅為主體是發展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個人所得稅則是重中之重。但目前需要做的不是取消掉這個最有潛力調節收入分配的稅種，而是讓它真正發揮出調節作用。方向也很明晰：降低低收入者稅負，適當提高過高收入者的稅負，真正做到對全口徑收入征收，改變目前分類征收的局面。
    另外，個人所得稅的調節重點不應當落腳到工薪階層上，所得稅不能蛻變為“工薪稅”。不過，應當認識到，既然要調節收入分配，那么對收入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高低劃分就是必然的。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收入”，不能僅僅是工薪，應當是全口徑的收入；高低收入的劃分標準，也應當考慮到地區間的差異性。(來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