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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推進結構性改革 加快經濟轉型

 ●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包括經濟結構扭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遲滯、經濟增長質量效益較低、經濟活力動力不足等，主要癥結在于經濟體制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
    ●要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首先，要把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其次，要把改善營商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
    G20杭州峰會就全球結構性改革達成基本共識并明確重點改革領域后，如何務實推進結構性改革成為各國的重大任務。近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共同主辦了以“結構性改革釋放增長新動力——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主題的第81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暨2016新興經濟體智庫年會。與會專家就結構性改革的務實行動進行深入討論。
    結構性矛盾成為各國共同挑戰
    全球化挑戰根源之一在于結構性矛盾。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指出，當前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國際經濟格局仍在深刻調整，經濟復蘇之路曲折緩慢，新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不斷顯現；同時，各國宏觀政策分化，應對經濟下行的政策空間有限；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大，金融市場敏感振蕩，地緣政治風險加劇，恐怖襲擊頻發等都對全球經濟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在G20杭州峰會就結構性改革達成基本共識后，聚焦經濟轉型、以經濟轉型為目標推進結構性改革，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課題。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認為，當前全球核心問題是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爆發8年來，國際貿易增長速度遠低于經濟增速，由此導致金融市場動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重要原因在于傳統的總需求政策走到盡頭，難以有效拉動經濟增長，只能在供給側方面著力。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20 與“一帶一路”特別顧問司嘉麗認為，當前全球化有逆轉態勢，反映在貿易、投資等方面。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化的包容性不足，這也是可持續發展議程關注的焦點。
    歐盟駐華代表團公使銜參贊、經濟與金融處處長白石認為，歐盟生活質量增長的20%得益于全球化，但全球化也帶來了輸家和收入不平等。如果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全球化進程有可能會受到影響，全球經濟復蘇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中改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指出，在全球化中，中歐自貿區值得期待，但建立中歐自貿區面臨結構性矛盾掣肘。比如，歐盟面臨貿易保護、技術性貿易壁壘、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中國面臨產能過剩、服務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服務貿易比重偏低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矛盾挑戰。中改院決策咨詢委員會主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認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包括經濟結構扭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遲滯、經濟增長質量效益較低、經濟活力動力不足等，主要癥結在于經濟體制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
    遲福林認為，從中國情況看，主要表現為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需求引導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由此使產能過剩與供給不足的矛盾并存。從產業層面看，中國的產能過剩究其根源在于工業轉型嚴重滯后。在去產能的同時，要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從區域層面看，某些地區的經濟嚴重下滑，根源也在于經濟轉型滯后。就是說，在增長與轉型高度融合的新階段，主要不是在現有的結構中尋求“穩增長”的藥方，而是要在經濟轉型中挖掘“新增長”的源泉。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指出，我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重要表現之一是服務業發展滯后。一是我國服務業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服務業占GDP比重比較低；二是服務業內部結構仍然有待優化，生產性服務業比較滯后；三是服務貿易增長較快，但是結構不盡合理，競爭力不強；四是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水平需要提升；五是制度建設仍然滯后，不適應服務型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
    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尤其重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三季度數據表明中國經濟非常接近底部，有可能走出一條中速增長軌道。經濟穩下來以后，如果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就能提升生產效率，也能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遲福林指出，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正處于歷史關鍵期，這就需要盡快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相關的政策體制安排，以及某些發展理念。如果說，前些年的行政手段和政策刺激還能起到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今天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政策刺激，不僅難以奏效，還會積累新的矛盾和隱患。推進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立足制度變革破解結構性矛盾，釋放改革紅利，形成經濟轉型的巨大推動力。
    加快結構性改革，成為各國共同任務
    以結構轉換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通過改革實現了經濟結構的三次轉換，釋放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新的結構轉換任務，中心是推行城鄉一體化，改變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的局面。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遲福林認為，要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首先，要把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其次，要把改善營商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產業轉型，主體是企業，不是政府。這就要加快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的轉型，破題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社會資本提供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嚴格保護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和企業家創新創業收益，穩定企業家預期；以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為重點，深化簡政放權，加快監管轉型，改善優化企業發展環境。
    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全面增強。彭森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面上針對要素供給的不足和低效，實際上是要解決體制供給的不足。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指出，要從廣義上理解結構性改革，這個轉型是結構的問題，但深層次是體制和制度問題。
    遲福林指出，結構性改革觸及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觸及多方面的利益結構。從中國的情況看，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正處于歷史窗口期，時間與空間約束全面增強。
    以務實行動，實現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突破
    以結構性改革促進三大轉型。鄭新立指出，當前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的重點應當包括以下內容：一是落實農戶對土地的法人財產權；二是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三是打開城鄉資本市場之間的堰塞湖；四是為進城落戶農民提供與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指出，中國轉型面臨三大任務，由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由基于傳統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向基于新的動態比較優勢、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結構轉型；由資源環境消耗破壞型增長向資源環境可持續、更加綠色的模式轉型。實現這三大轉型，需要結構性改革的突破。第一，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需要解決2.7億農業轉移人口的公共服務問題，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等。第二，在產業轉型中，無論是產業規劃還是產業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應該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減少政府干預，特別是減少政府在產業領域的行政壟斷。第三，綠色經濟轉型關鍵是搞對激勵，更好地發揮價格機制作用。
    把推進市場開放作為結構性改革重點。遲福林認為，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需要在市場開放中推進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進程。第一，推進市場開放是結構性改革的當務之急。對中國來說，經濟轉型的進程將是同世界經濟深度互動、向世界不斷開放市場的過程。第二，推進市場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求。對中國來說，需要市場開放的重點放在服務業領域。這就要求推動國內服務業市場開放與服務貿易開放的結合，推動“一帶一路”與建設自貿區網絡的結合，推動經濟全球化與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結合，推動國內自貿區建設與服務貿易開放的結合。
    匡賢明指出，著眼于2020年建設中歐自貿區的基本目標，需要中歐雙方共同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歐盟來說，需要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放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管制、顯著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消除勞務合作中的人員流動壁壘；對中國來說，需要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推進國內自貿區轉型、深化國企改革、提高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比重、以監管轉型為重點深化政府改革。
    在結構性改革中打破壟斷。常修澤認為，有三種壟斷必須要打破。一是過時的、假冒的“自然壟斷”和壟斷性行業中的競爭環節；二是不合理的行政壟斷；三是限制競爭的經濟性壟斷。新階段“破壟”需要：第一，鎖定關鍵領域，放寬市場準入，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第三，加快開放“特許經營”市場。
    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決定結構性改革成效。魏禮群認為，要著力處理好三個方面關系。第一，理順市場與政府關系。要嚴格規范兩者的職能邊界。第二，理順政府與企業關系。要切實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創新主體。第三，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認為，結構調整最關鍵的，還是要按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是要處理好保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市場內在結構的調整需要空間和時間，應當把調結構放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處理好產業規劃和創新發展的關系。產業規劃應該更多地委托給行業協會、社會組織來做。這就需要盡快落實政社分離，使得目前仍然過度依附于政府的行業協會、商會，在調結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三是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政府不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是現行經濟發展方式中非常重大的問題，在“十三五”時期應該下決心加以解決；四是處理好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的關系。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工資水平的提高會“倒逼”企業改變“血汗工資”制度，推動企業技術進步，進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推動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提高，并提升就業質量。
    遲福林指出，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需要全球視野。中國作為轉型發展中的大國，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推進市場開放是各國政府的重要職責。從現實看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意味著保護落后產業、排斥市場開放和市場競爭。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動推進市場開放，創造全球范圍內的更大市場，就是要在開放中加快監管改革，完善監管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
    張占斌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東北更有特殊的意義。第一，東北振興必須有一個好的體制機制，要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重要實驗區。第二，東北振興要解決要素供給的問題，這就需要加大環境建設力度，重點吸引人才和資金。第三，東北振興要有好的產品和好的服務，這就要求建設一個誠信政府、法治政府，讓企業家有安全感。(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