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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趨勢性轉好信號待確認

 十八屆六中全會結束次日，中央政治局就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并且強調年內要實現兩個確保——確保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確保實施“十三五”規劃良好開局。就前三季度的宏觀數據釋放出的經濟運行信號而言，當前經濟確實已接近“L”形的底部，并初步呈現出回升的勢頭。例如，GDP的環比增速逐漸從一季度的1.2%（國家統計局自2010年四季度公布該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回升，二、三季度依次為1.9%和1.8%；GDP平減指數則由去年三季度的-0.92%，連續四個季度回升至目前的1.11%；重要的代表經濟景氣的PMI指數也于10月份在時隔24個月后，重新回升至51的上方。但正如本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的：“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經濟走勢繼續分化，地區、產業、企業之間增長情況差異較大，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仍然較多”，因為僅就經濟數據而言，當前出現的積極信號能否最終轉成趨勢性變化，仍需時間觀察和更多數據的確認，突出的有以下四個“尚待確認”問題。
    工業領域通縮壓力的減輕能否持續尚待確認
    9月份PPI同比漲幅由負轉正，從而暫時結束了連續54個月負增長的局面，如果按照工業部類來觀察PPI籃子中子項的變化，9月份同比漲幅轉正的子項中，又新增煤炭及煉焦工業，但是電力、石油、化工及機械等行業尚未扭轉負增長局面，鑒于這個行業在PPI占有很大比重的權重，因此工業領域通縮壓力未來能否持續減輕甚至消除尚待確認，尤其是在轉正之后，能否回到正常增長軌跡，目前尚無法得出十分肯定的結論。
    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恢復能否持續尚待確認
    前三季度工業對GDP增長貢獻出現了明顯的改善，例如，按照名義值計算，前三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為7.4%，較去年提高了近一個百分點，其中來自工業的拉動就有2.5%，大幅高于去年的0.3%.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很大部分來自房地產的貢獻，截至9月底，房地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接近6%，遠高于去年的1%，前三季度固定投資中有近20%是來自房地產的，同時民間投資仍然處于持續下滑趨勢之中，增速已經由去年的10%降至2%左右，短短的9個月降幅高達8個百分點，實屬罕見，相應其占固定投資的比重也大幅下降4個百分點至61%，其中東北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更是降至-30%.然而10月份以來，各地相繼出臺了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調控政策，在此影響下，工業能否延續前期的好勢頭，目前尚不能給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實體經濟的好轉能否持續尚待確認
    截至三季度末，剔除金融業后的GDP名義增速，已經由去年底的4.9%大幅回升至7.8%，已經接近2014年初的水平，顯示實體經濟出現了改善的積極信號；同時雖然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在今年呈現逐季回落的態勢，由一季度的9.8%回落至8.1%，但仍超過去年底的7.7%.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高杠桿的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扭轉，金融空轉也未完全消除。按照摩根士丹利的測算，在過去的一年，中國的新增債務額高達4.5萬億美元，超過了同期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新增總和。因此，在高杠桿給實體經濟帶來不斷加重的債務負擔問題得到切實有效緩解之前，實體經濟能夠持續好轉就不能確定。
    經濟運行新動能的成長能否持續加速尚待確認
    前三季度服務業同比增長7.6%，占GDP比重52.8%，超出第二產業13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為 58.5%，超出第二產業21.1個百分點，顯示經濟運行新動能還在成長，但如果觀察服務業中以新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其他服務業數據，三季度其對GDP增長的拉動已由一季度的1.9%微降至1.8%，即2015年出現的新經濟連續上臺階的趨勢沒有得到延續。反而前三季度服務業的表現與房地產密不可分，例如在各類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中，房地產業18%的增長也大幅高于其他類服務業。
    上述四個“尚待確認”的問題表明，年初宏觀層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已十分艱巨，而中國經濟只有這五大任務完成之后，才能輕裝前進，也才有條件討論中國經濟筑底回升，而在此之前，如何將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積極信號切實轉成趨勢性變化就理應成為宏觀政策的重點，然而在形成政策之前，首先是對于經濟運行認知的盡量準確。
    但近期廣被關注的產業政策的“張林之辯”、新供給側經濟學的“晏賈之爭”等學界討論，甚至有關改革究竟是漸進式的“摸”，還是激進式的“闖”也回到討論之內，這在一個層面上反映出各界對于中國經濟運行狀況的認識依然存在巨大分歧。對于學界的爭論，我自己有一個很土的看法：這些爭論都是被“現實”擠出來的，而擠的程度深淺可能就取決于當局者的認知，但是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一定先有擠，然后才有認知，至于說現在之所以認知分歧這么大，我更愿意把此理解成現實就“擠”成這個樣子。
    因此，雖然決策層在2013年11月就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即被稱為“頂層設計”的“六十條”，但近三年的時間過去，不僅一些改革設計遲遲不能落地，而且還產生了一些理論、范疇，甚至是名詞的爭論，更令人擔憂的是，甚至一些爭論正在或者已經變成了影響政策的噪音，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有關爭論的雙方其初衷都是要給中國經濟把脈，分歧的根源在于認知的差別。
    舉個例子，面對當前產能利用率低的問題，就存在兩派不同的認知：一派認為主要是產能過剩所致，因此主張去產能，即“關停并轉”。另一派則認為是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產能相對過剩，因此主張改善有效需求。對于如何改善有效需求，又進一步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增加政府需求，即擴大政府財政支出；而另一派則是主張通過減稅來改善企業和居民的有效需求。可見與這些不同認知分歧對應，其提出的政策主張和政策工具的體現自然也就不同，而對于宏觀層而言，他們更愿意聽到的政策建議是“什么是行的，應該怎么做”，至于說“什么是不行，不對的”的批判式評論，對政策而言，實際意義并不大。
    所以，如何將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積極信號切實轉成趨勢性變化，這一看似簡單的觀點，實際上是“不易知，行更難”，怎么辦？本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一次強調了“要正視矛盾和問題，保持戰略定力，按經濟規律辦事”，其中“戰略”指的就是“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的“決勝階段”，怎么保持戰略定力，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談及經濟規律，就一定要承認經濟運行是有周期的，如何應對周期，就得認真研究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的先驗經濟數據中的規律性東西，并以此對照，對癥下藥，同時既然是周期，就是千萬別忘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時間，也就是說要有耐心，用5月份權威人士的話講就是：對一些經濟指標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對一些經濟指標下行，也別驚慌失措。通過對數據的客觀分析、對經濟規律的尊重和一定時間的等待，來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并轉為合適的政策建議，而盡量不要“迎合式”新名詞和新范疇，也不要“對立式”的全否定。(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