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源自有關媒體的報道，“當前我國企業實際稅費負擔接近40%，對企業來說意味著死亡。”或稱作“死亡稅率”。這一說法的提出，足夠吸引社會公眾的眼球，激起了社會公眾特別是企業界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緒宣泄，引發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誤解，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所謂的“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與“30－40%的稅費負擔”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需審慎對待，尚難以簡單評價！至于30－40%的“死亡稅率”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這一結論，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實際上，形成經濟增速下滑的誘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體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因素。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思維，是否可以這樣遞推出：只要企業稅費負擔降低了，經濟下行壓力就會得到遏制。顯然，經濟運行狀態的轉變遠非這樣簡單。至于“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事實上，我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臺，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由最初的兩位數的高增長到目前6.7%的增長。可見，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二、正確看待宏觀稅負的水平
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分為大、中、小口徑：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此外，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1%，OECD國家平均為24.8%；我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7%，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6%。
綜上可以看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當然，由于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稅率設定不同，對企業而言，衡量企業稅負的輕或重，不能簡單片面只看稅率的高低，稅率并不等于稅負，應當從多維度綜合衡量。
三、稅負的結構性分析
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我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所決定；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對稅（費）負敏感，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盈利能力變弱時，企業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費）占比較高，企業直接負擔的稅費顯得并不高。
從稅負的轉嫁性來看，收費往往與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有關，與企業具體的經營活動相關聯，難以轉嫁；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由于依附于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并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至于流轉稅的累退性，可以通過稅制結構優化完成，但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四、完善我國宏觀稅負的幾點思考
一是推進清費立稅進程。加大費改稅力度，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并入到稅改方案中，統籌實施；在構建財稅體制框架結構中，通過費改稅，健全地方稅體系，確保地方財源穩固。
二是加大減稅降負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著力把握好減稅降負主基調，為刺激企業投資增長、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擴大消費能力，預留空間。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以及相互間資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為企業和市場松綁，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借營改增減稅之機，進一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積極研究房地產稅立法，擴大企業所得稅稅基，規范稅前扣除。通過稅制改革，為政府實施精準調控預留空間。（來源：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