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年來成績顯著：“三去一降一補”初見成效，去產能年度任務已提前超額完成，市場化債轉股和企業兼并重組有序推進，實體經濟成本有所下降，重點領域補短板也取得積極成效。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國際上贏得了更多的認同，一些知名的國際機構、媒體都認為，隨著關停落后產能、企業兼并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等工作的推進，中國經濟新動能已經開始聚集，今后一段時間將迎來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徐紹史說。
針對輿論廣泛關注的“死亡稅率”等話題，徐紹史表示，一些個案具有其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此前，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分別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結論是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并不高。“事實上，對這個問題分析既要看到絕對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對的成本；既要看個案，也要看總體；既要看成本競爭力的指數，也要看構成指數的具體數值，全面考慮上述因素，做客觀科學的比較分析。”徐紹史說。
徐紹史舉例道，去年1至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收入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同比提高了0.26個百分點。初步測算，去年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數大概1萬億元左右。其中，通過“營改增”等舉措減稅降費約5500億元，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改革等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約2000億元，利息負擔下降約787億元，物流成本降低約350億元左右。
對于近年來吸引外資和境外投資出現的新變化，徐紹史表示，中國政府支持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既有利于我們的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利于推動跟世界各國的務實合作。與此同時，境外投資、對外投資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夠理性的傾向，可能會引起對投資國和投資目的地國都不利的風險，對此要加強引導。當前，對大額非主業的投資和一些不規范的投資行為進行真實性、合規性的審核，引導企業審慎決策、精準投資、理性投資是必要的，但支持對外投資這個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
在談及去產能與煤價上漲關系時，徐紹史坦言，去年鋼鐵煤炭在去產能的過程中，價格波動確實比較大，“究其原因，一是前期超跌，二是庫存的回補，三是主動減產，四是政策預期。但總體上來看，供需基本面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價格波動是一個短期因素的綜合結果，它也符合經濟穩中向好、需求增加的趨勢”。
據悉，針對上述情況，國家發改委與相關部門、行業協會共同采取了有序釋放高效先進產能、引導電煤企業簽訂長效協議、規范價格指數編發、強化鐵路運力保障等措施，進行了有效應對。徐紹史表示，預計春節前可編制完成2017年度鋼鐵煤炭去產能方案，“僵尸企業”作為“牛鼻子”，將加快退出關停。同時，要守住安全生產、妥善安置職工、依法依規和誠信履約、保證穩定供給這四條底線。
有觀點認為，高杠桿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風險。徐紹史說，從近期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測算數據看，結論基本一致，就是中國的總杠桿率在主要經濟體中還是處于中等水平，并不明顯偏高。他表示，分析中國的債務問題，有三個角度很重要：一是中國的債務有高儲蓄率做支撐；二是中國主要是內債，外債比例很低；三是企業杠桿率高跟國內的融資方式有關。
“高儲蓄條件下的杠桿風險相對較小，這與其他經濟體有所不同。從國際經驗看，外債更容易引發債務危機。由于我們的資本市場不發達，所以大量的融資方式是銀行貸款這種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不高，所以企業負債水平較高。”徐紹史解釋道，去年10月份國家發布了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文件，受到了有關方面積極響應，目前已有23家企業簽訂了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協議總額超過3000億元。
“考量中國經濟應該有兩個視角，一是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它的速度在變化，結構在優化，動力在轉換；二是要看中國經濟的態勢、走勢和趨勢，這樣你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還是那句話，2017年我們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徐紹史說。（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