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跑路并非普遍現象”“營改增減稅力度超出當初預估”“稅負比較,關鍵看宏觀稅負”……一個多小時的采訪,這位中國20多年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見證者,以其專業視角回應社會關切。
曹德旺“跑路”屬個例
不宜過分解讀
風起于青萍之末。汽車玻璃行業巨頭曹德旺一番赴美投資言論,讓“中國稅負重不重”這個老話題再度炒熱。
樓繼偉認為,討論所謂“曹德旺跑了”一事,首先要看到他所涉行業的特殊性。汽車玻璃制造業不適合長距離遠洋運輸,到銷售目的地投資是出于客觀需要。就該行業生產要素成本而言,美國的確有優勢,電力、天然氣等能源成本低,制造業土地價格低,運輸成本也不高。
從稅負成本看,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5%,中國稅率是25%。對于有觀點質疑中國征收增值稅而美國沒有,樓繼偉認為中美稅制結構不同,對應中國增值稅,美國實際要征收銷售稅,不過稅負不反映在汽車玻璃生產環節的增值上,而是落在汽車整車銷售環節,因此不能脫離兩國稅制特點看問題。
樓繼偉認為,曹德旺“跑路”事件屬于個案,并非普遍現象。“要看到,曹德旺并沒有把自己全部的玻璃制造都搬到美國,大量業務還在國內。中國國內市場潛力依然巨大。”
不過,樓繼偉也坦承,中美企業負擔是有差距的,包括“五險一金”,美國大公司在稅優安排下普遍都為員工提供商業醫療保險作為非工資福利,雖然不是強制,但這塊沒有納入社保成本。
他指出,為降低企業社保負擔,2016年我國階段性降低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和失業保險費率。未來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劃轉部分國有資本補充社保基金后,我國就有條件進一步降低目前的養老保險費率。另外從現實情況看,因激勵約束機制不足和監管不夠,企業實際承擔的養老保險等費率要低于名義水平,實際繳費費基也比規定的小。
此外,他強調,中國的確存在土地成本高、勞動力成本優勢趨弱、利率較高、企業利潤率下降等客觀問題,“企業家們的擔心,正是下一步降成本要努力的方向”。
世行總稅率“意義不大”
比較稅負關鍵看“宏觀稅負”
不久前,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于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稱,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位列世界第12。
世行68%的總稅率是怎樣計算出來的?據該報告數據采集人之一、普華永道中國稅收政策服務合伙人梅杞成介紹,指數所依據的并非各經濟體的宏觀數據,而是由世行工作組提供一個模擬的從事傳統人工密集制造業的中型企業,根據各經濟體的稅種稅率推算出企業總稅負(不包括個人負擔稅負)。
此外,世行的總稅率分子由企業稅、勞動力稅費、其他稅費三部分組成,不包括流轉稅。其中企業稅在中國指企業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因美國沒有土地增值稅,主要指企業所得稅。勞動力稅費指的是養老保險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而其他稅費僅指房產稅等一些小稅種。
“由于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成本結構、發展階段、稅收制度傾向(例如側重企業稅還是個人稅)等因素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所得出的指數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經濟體稅負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經濟體的全面情況。”梅杞成稱。
“世行測算的總稅率屬于微觀稅負分析,其指標范圍和數據的選取與通行算法差異較大,用這一指標作國與國之間橫向稅負比較意義不大。”樓繼偉說。
“比較稅負,關鍵看宏觀稅負,即總收入與名義GDP的比值。”樓繼偉說,如果不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014、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均為29%左右,如果計入國有土地出讓凈收益,宏觀稅負分別為30.2%和29.8%。“從國際比較來看,無論哪個口徑,我國宏觀稅負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營改增減稅規模超預期
多原因導致個別稅負增
作為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的營改增試點政策設計者,樓繼偉透露,當初預估綜合所有減稅因素的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如今官方數據顯示減稅力度超過5000億元,超出預期。
分析減稅原理,他指出,盡管增值稅17%的最高稅率沒動,但改革使得可抵扣項增加,稅基變小,實際上就是降稅。再加上不動產納入抵扣范圍,減稅力度更大。“因此2016年減稅超5000億元是實實在在的,比當初預估的減稅規模還大。”
樓繼偉認為,相比營業稅,增值稅沒有重復計稅,更顯公平,有利于專業化分工和各行業平衡發展,特別是服務業發展,提高專業化效率。
而對于部分企業稅負“不降反增”,樓繼偉認為原因很多,例如營改增后上游企業提供的可抵扣項不足,抵扣鏈條建立起來,漏稅空間減少等,其他方面如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也是一大困擾難題。“中央正著力推進簡政放權,大力降稅清費并深化改革,這方面成效顯著,同時也還有很多文章可做。”
增強公眾納稅意識
預算公開透明是關鍵
有關稅負話題的爭議背后,如何增強公眾納稅意識問題備受關注。
“納稅意識不足的背后,與預決算公開不夠、百姓心里不踏實有關。”樓繼偉說,“預決算公開后知道錢是怎么花的,花的對不對,百姓自然愿意納稅。預算改革首要就是公開透明,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例外,各級都應如此。”
他補充道,除了加大公開力度,相關部門還要著力做到預算公開后至少讓專家能看得懂、能夠提出質詢,只有監督好政府花錢才能增強納稅意識,繼而提升自覺繳稅的社會風氣。
當前財政收支矛盾凸顯,樓繼偉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我國財政收入彈性上不去,政府勒緊腰帶過“緊日子”、優化支出結構提升花錢效率顯得尤為重要且大有可為。
鏈接：世行的“中國總稅率”怎么算的
68%,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總稅率近期引發爭議。這一數據計算指標有哪些?怎么個算法?橫向可比性如何?業界甚至世行內部都認為有值得商榷之處。
“中國總稅率為68%”出自《2017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這份報告以2015年各經濟體的數據為基礎,由世行主導、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參與。記者近日聯系普華永道,被告知“關于這份報告,我們公司是不接受任何采訪的”。
世行方面,負責協調納稅報告的喬安娜·納斯爾在給新華社記者的郵件中說,報告團隊以“假定情形”為基礎,在主要城市中設定一兩家中等規模標準企業,綜合銷售利潤率、員工結構和工資水平、固定資產處置行為等因素進行測算。
簡言之,總稅率等于企業納稅額加強制性派款等支出除以商業利潤,其中納稅額不包括由個人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和不影響利潤的增值稅,強制性派款在中國指五險一金,商業利潤指企業繳納所有稅款前的凈利潤,并非企業財務上的所得稅前利潤。
只是,在一些財稅專家看來,這種標準和算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其一,總稅率并非依據真實企業數據分析得出,而是在模擬情形下進行測算,其科學性和客觀性不一定能保證；其二,總稅率以商業利潤為分母測算,而通行做法是以銷售收入為分母。
此外,各經濟體稅制和社保體系差異較大,橫向可比性受多重因素影響。這一點在世行中國局首席經濟學家李偉喬處得到印證。他說,如果要跟其他國家橫向比較,必須看到的是,中國企業社保支出占商業利潤的比重就超過48%,原因是這部分支出幾乎全部由雇主承擔。而在美國,按規定,只有一半的社保支出由雇主承擔。
“這就是營商環境報告中稅負指標的國家間可比性可能受限的一個原因。”李偉喬坦言,如果我們僅看企業所得稅的話,中國企業的負擔比美國小多了。
納斯爾也在郵件中說,總稅率只是營商環境報告的一部分,是綜合評價各經濟體營商環境的指標之一。整體而言,中國的營商環境位列全球第78位,較上年度提升了6位。
可見,總稅率本身科學與否暫且不談,有一點已經明確,即炒作“死亡稅率”的人選擇性忽視了中國營商環境提升的大背景,只盯著世行報告的一個小章節,令人遺憾。（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