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曹德旺”的事情，樓繼偉指出要看到他所涉行業的特殊性。汽車玻璃制造業不適合長距離遠洋運輸，到銷售目的地投資是出于客觀需要。就該行業生產要素成本而言，美國的確有優勢，但是比較稅收負擔，不能脫離兩國稅制特點看問題。
不久前，世界銀行發布關于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說，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對此，樓繼偉指出，世行測算的總稅率屬于微觀稅負分析，其指標范圍和數據的選取與通行算法差異較大，用這一指標作國與國之間橫向稅負比較意義不大。
他說，“比較稅負，關鍵看宏觀稅負，即總收入與名義GDP的比值”。如果不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014、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均為29%左右，如果計入國有土地出讓凈收益，宏觀稅負分別為30.2%和29.8%。
針對中國總稅率為68%，實際上業界甚至世行內部都認為有值得商榷之處。這項報告的數據采集人之一、普華永道中國稅收政策服務合伙人梅杞成表示，“由于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成本結構、發展階段、稅收制度傾向(例如側重企業稅還是個人稅)等因素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所得出的指數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經濟體稅負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經濟體的全面情況。”
作為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的營改增試點政策設計者，樓繼偉說，當初預估綜合所有減稅因素的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如今官方數據顯示減稅力度超過5000億元，超出預期。而對于部分企業稅負“不降反增”，樓繼偉認為原因很多，其中比如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也是一大困擾難題。而中央正著力推進簡政放權，大力降稅清費并深化改革，這方面成效顯著，同時也還有很多文章可做。”
在專訪中，樓繼偉特別提到，企業家們的擔心，正是下一步降成本要努力的方向。本月13號，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受邀出席的4位企業家，3位都被總理問到了“企業稅費負擔”的相關問題。李克強隨后明確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當天座談會有專家指出，政府將繼續推動減稅降費，但減稅的來源不是增加赤字，而是同步降低企業稅負和政府支出。
李克強總理說：“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從而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這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一個原則！”
關于這一話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進行了分析與評論。
朱青：首先，這種世界銀行的算法算出來的不是中國的稅收負擔，而是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這種算法的分子是各種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但是不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分母是企業的利潤。世界銀行發布關于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說，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樓繼偉談到的，比較稅負，關鍵看宏觀稅負，即總收入與名義GDP的比值。世界銀行實際上比較的是企業的稅負，我們國家的稅收特點是企業納稅多，個人交稅少。因此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總稅負不高，但是企業稅負重，因為稅負都集中在企業。
世界銀行測算稅率包括了社會保險繳費。因為在國外很多國家，社會保險是被作為稅收管理的。在我們國家，過去社會保險這一項非常重，企業要交20%，個人要交工資收入的8%。美國總的社會保險費率是12.4%，個人和企業各交6.2%。在OECD國家，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26%，而2015年我們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占比不到5%，所以我們國家個人交稅的比重比較低，這也是導致現在社會各界爭論企業稅負重的一個原因。
第二，衡量一個國家稅收負擔的高低還要看一個指標，就是宏觀稅率，也就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有多高？關于這一話題，目前的爭論比較大。到底什么是稅收？首先，我們需要對中國的財政有一定的了解，在我們國家，自2014年以后，我們的四大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還有社會保險基金預算。這四大預算的收入是不是都交了稅？
按照這個統計口徑，2015年我們國家的稅收占GDP的18.1%，社會保險繳費大約占3.3%，加在一起大約是23%，但是國外基本上都在30%以上，特別是西歐國家。（來源：央廣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