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我們主要是各種名目的‘費’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確實要進一步加快減輕企業負擔。”1月13日，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這對稅負輕重之爭的“定調”，引發廣泛關注。
前不久，宗慶后、曹德旺等著名實業家對降低企業負擔的論述，將企業稅負問題帶入公共視野，也引發了稅負高低的爭議。但爭論“稅”或“費”意義不是太大，反正對企業而言都是負擔。
現在李克強總理一錘定音——要求政府既減稅又要降費，為給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并“讓企業有切身感受”，這既對之前的“大討論”做了回應，也反駁了某些“不著調”的論調，還給許多企業家“擼起袖子干”吃了定心丸。
實際上，稅和費只是企業眾多制度性成本中的一部分，少數部門個人的尋租、不作為、亂作為，以及對企業及企業產權的保護不力或是侵害，給其他合法經營的企業帶來過多的交易成本。因此，李克強總理超越稅費，在更廣義的范圍，要求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業“降成本”的要害之處，比減稅降費更能說到企業家的心坎上。
企業是作為不斷“內化”交易費而存在的，交易費用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生死存亡。
這種“存亡”，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內化”市場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業較強的創新能力能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二是“外部”交易費用的高低。也就是總理所指出的，企業各種名目的“費”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過企業的“內化”能力，企業家也就放棄“交易”。
企業在一定范圍內能夠“內化”部分市場型交易費用，而管理型交易費用（稅費等）、政治型交易費用（腐敗等），則是政府“內化”的職責。這也是總理說政府要真正與企業“同甘共苦”，真正過“緊日子”的緣由所在。
一國經濟并不是土地、技術、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簡單疊加。為什么一些國家富裕而一些國家貧困？生產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家經過大量的對比研究得出結論，發展中國家的貧窮，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交易費用或經濟運行費用十分高昂，進而導致整個經濟體系就不可能獲得良好的經濟績效。
在此意義上講，我國面臨著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一些政府部門與其糾結稅負高低的名相之爭，還不如拿出和企業“同甘共苦”的精神來。切實減稅降費、深化改革等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讓政府及公職人員“苦”一點、“累”一點，以政府的“共苦”來為企業減負，從而激活企業并促進經濟增長。
此外，市場制度是一種可以節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只有強化市場制度，通過完善市場制度來約束政府“閑不住的手”，避免過多介入微觀經濟運行；通過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優化市場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進一步加快減輕企業負擔。（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