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稅負爭議緣起我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及1998年企業所得稅等稅收單行法立法時，考慮當時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確定的稅率相對較高，以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獲取能力。
近日，稅費負擔重成了上海市政協工商聯界別委員的熱議話題，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凱泉泵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凱文算了一筆賬——10年前，企業100元的收入，稅費占了10元多，是利潤的1.2倍；到2016年，稅費上升到12元，利潤卻只有3元，稅費是利潤的4倍。1月18日，北京市人大代表、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也反映營改增之后，去年實際的稅收反而增加了，并認為曹德旺反映中國企業稅負重是實情。
稅費是利潤的4倍，看上去非常驚人。市場上不乏聲音表示，從李嘉誠到曹德旺，企業紛紛出走的原因是稅負太重致使無“利”可圖，難以為繼。那么，企業利潤為何會降低？我國稅負究竟高不高，對企業盈利又影響幾何？
利潤降低，不完全是稅費所致
要解決高稅費與低利潤的關系，首先要看影響利潤的因素。事實上，影響企業利潤的因素非常多，稅費無疑是重要因素，但若完全歸結為稅負過高卻并不妥當。一方面，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對市場份額的爭奪會吸引更多投資者加入，行業競爭加劇會造成部分企業利潤下降。
另一方面，企業經營成本的增加則尤為重要。除去稅費成本，企業經營成本還包括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以及融資成本等。近年來我國企業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一直呈上漲趨勢；而原材料成本、特別是資源成本的逐漸加大，也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另外，管理水平和技術創新等也會影響企業利潤空間。若企業管理水平低，就會呈現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等情況，人力成本、時間成本因此加大；加之全球科技發展，新技術不斷涌現，若企業在技術上缺乏創新，核心資源對外部的依賴性較高，也會造成企業技術成本增加，利潤相對收窄。
更重要的是，房地產長期被視為國家支柱產業，雖然在特定時期下支持了我國經濟增長，但也致使“干實業不如炒房賺得多”的觀念深入人心。并由此導致資金和技術從利潤率較低的行業轉移到較高行業，影響實體經濟利潤。特別是在近年來樓市、股市、金融等行業利潤遠遠大于制造業行業的情況下，一些原先專注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創新研發的人才脫“實”向“虛”，使得實體經濟缺乏資本支持、缺乏技術創新等，造成了實體經濟的“空心化”。
受歷史上征管水平所限，稅率制定較高
那么，在影響企業利潤的諸多因素中，稅負又占比幾何？現在的稅率究竟高不高？事實上，由于對宏觀稅負統計口徑的不同、稅收結構負擔不合理、改革推進的遲滯等因素，人們對宏觀稅負的問題極度關注，但實情又頗為復雜。
對于我國宏觀稅負，一方面國內官方和學者的統計口徑不一致，導致結論大相徑庭。另一方面，我國國情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美等國家明顯不同，宏觀稅負不能簡單同國外進行比較。
筆者以為，目前市場之所以出現宏觀稅負問題的爭議，一個重要因素是受歷史等客觀因素影響。我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制定增值稅暫行條例、消費稅暫行條例以及1998年企業所得稅等稅收單行法立法時，考慮當時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確定的稅率相對較高，以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獲取能力。現在經過20多年發展，稅收征管水平大幅提高，特別是金稅三期工程建設等稅收信息化的發展，使得企業的經營數據基本上納入稅收管理信息系統，無法逃避稅款。
另外，全面推行“營改增”之后，增值稅鏈條管理、環環抵扣的征管機制，使得原先通過不開票少繳稅的營業稅納稅企業無法避稅，稅負明顯上升，引起社會關注。所以，要解決宏觀稅負爭議問題，必須要以改革思維、改革辦法來解決，不能在無理性的、夸大事實的爭議中，貽誤改革進程。
降低制造業增值稅至11%-13%
當然，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已受到決策層的高度關注，出臺了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內等諸多措施來降低實體經濟經營負擔。而稅費作為實體經濟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降低實體經濟經營負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來推出的小微企業減免稅政策、降低“五險一金”、電價、“營改增”等。但企業稅負結構調整依舊任重道遠，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一是深化“營改增”，降低制造業增值稅基本稅率。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企業負擔的增值稅無法通過對產品定價轉嫁給消費者，制造業增值稅稅負較高。因此，降低制造業稅收負擔，切入點就是降低增值稅17%的基本稅率，綜合考慮財政負擔能力等因素，筆者認為11%-13%相對合理。同時，要簡并四檔增值稅稅率至兩檔，確定6%的低稅率和11%或13%的基本稅率，這樣企業在增值稅抵扣上也相對統一，降低稅收遵從成本。同時，在其他稅種改革上，也要秉承減稅原則，降低稅率，比如土地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稅率也應降低，做到寬稅基、低稅負。
二是改革稅收負擔結構。目前我國稅收負擔結構存在一定不合理，特別是我國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對貨物和勞務征收增值稅，導致制造業企業和普通消費者承擔了增值稅稅負，但是對股票收入、財產性收入等免稅，或者雖有征稅規定（比如房屋出租要征收房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稅務部門難以監控），沒有實現應收盡收，使得這部分收入群體沒有負擔相應稅收。所以，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總體方案，加強推進稅制改革，特別是要在推進營改增的基礎上，推進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改革，實施綜合加分類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降低低收入群體稅負的同時，將股票等收入納入征稅范圍等，要積極主動調控高收入群體，實現“抽肥補瘦”，公平發展。
三是稅收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的管理工作，涉及企業財務核算制度、稅收法律法規、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等，對此普通老百姓(43.680, 0.01, 0.02%)沒有真正了解，不清楚稅收的運行規律。所以，政府職能部門要加大稅收宣傳和解讀力度，運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讓老百姓真正了解稅收，支持稅收，澄清認識誤區。
歸根到底，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關鍵是通過產業升級提高實體經濟競爭力，同時調節市場對制造業等盈利能力較低的預期，以吸引更多資金和技術、人力資源等投向實體經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落實減稅降費的改革舉措，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才是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治本之策。（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