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高的不是稅，而是社保費用。白重恩援引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稱，190個經濟體里中國稅負排名第131位，其中稅收（不含增值稅）占企業盈利比重為20%，而社保費用則占到49%。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西方國家里福利不是那么好的美國是10%，福利公認非常好的瑞典是35%。
在我國，政府掌握著龐大的資產，現在的做法是用資產來支持投資，白重恩建議逐漸改弦更張，用資產來支持社保，以走出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越來越低的“惡性循環”。這不是第一個提出該建議的人，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政府投資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按照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觀點，正是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不僅贏得了短期的GDP，也在長遠為中國贏得了市場優勢。但政府投資也不得不服膺市場規律，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飽和，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擠出效應愈發明顯，這使得經濟增長的步伐漸失輕盈，盤桓在權威人士所說的“L型”底部不得出。
實事求是地說，當投資從粗放轉向集約，政府投資必然要面臨效率的逼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府投資，發揮作用最好的時期應是工業化初期，那時存在著太多投資空白，缺的不是效率，而是資本。今時不同往日，大規模疾風驟雨的投資已告一段落，中國經濟必須走向創新型和消費型經濟，必須激活企業的內生動力和市場效率，否則只會積累起一茬又一茬的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讓市場遲遲無法出清，陷在舊周期的尾巴，摸不著新周期的大門。
過去四十年，我們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也就是新興市場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借鑒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路徑，可以在短期內獲得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這方面，中國尤為顯著。但后發并不是只有優勢，因為借鑒技術和管理的甜頭，自身快速增長的路徑依賴和慣性，亦有可能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借鑒和創新上懈怠下來，從而對長期增長形成“后發劣勢”。如何實現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將考驗著中國經濟能否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與其增大投資穩增長，不如減稅降費穩社保，讓開大道，占領兩廂，為馳騁在市場大道的企業保駕護航，從而終結政府投資-效率遞減-加大投資的惡性循環，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情。但政府資產并不是只有投資這一個選項，是確定無疑的。（來源：北京商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