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一語中的地指出:“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為什么說“非稅負擔過重”?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但若單就制造業和美國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因為稅制不同,美國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一旦企業過重負擔不是源自稅收,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李總理的劍指,可就是在招呼“向我開炮”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指出,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環評、能評、清潔生產、土地等一系列審批成本,是(企業負擔中的)一大塊。
作為國家行政體系的最高首腦,李總理對自己領導的領域不諱疾、不掩飾,反而招呼“向我開炮”。足見中央治理亂收費決心之堅定。
一方面是曹德旺等企業家群體的吐槽抱怨,一方面是國家總理的診脈辨識、責任獨攬。“擔當”二字清晰可見。那么,沒有法律依據的、上不了臺面的、非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憑什么橫征暴斂?又為什么尾大不掉?厲害就厲害在“制度性”上面。
人民日報海外版已經指出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一系列審批成本。由此看來,似乎還不是亂收一氣。有規章有制度嘛??杉热挥幸幷掠兄贫?,怎么還不可控、進而演變成沉重包袱?
“工業用地需要幾十萬元、上百萬元一畝;把水、電、氣接入工廠都需要高額費用;環評、能評、清潔生產等各道審批環節也要花不少錢請第三方出報告。這種狀況把不少原本想投資實業的企業嚇了回去,甚至嚇到了國外去?!边@是宗慶后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對企業成本高的問題的分析。
由宗慶后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經營成本高,原因很復雜,雖然不都是能輕易解決,但其中“費”這一項是有解決余地的。因為企業原本不該付。
如今環保事業深入人心。為了經濟產值而破壞環境,國人是不屑為之了。曹德旺也好,宗慶后也罷,如果為了辦企業就破壞環境,必將難容于世。既然如此,環評、能評、清潔生產等等,何以仍不能見容于宗慶后?
筆者以為,環評、能評、清潔生產等等,作為制造型企業開辦前提,一樣不可少。不但不能少,而且一點兒都不能打馬虎。但這不意味一定要由企業付費。環評審批,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對企業的監督和考核,既然是監督考核,就不能收監督費或考核費。表面上看,這筆考核費是由第三方評估機構收的,似乎無不可;其實付費的應該是政府。無論費用多高,都應該由政府出。相反,讓企業出考核費,不僅法理不通,而且極易造成評估方為收費而昧良心,造成中介不“中”、評估不“平”、公正不“公”的弊端。
規章制度是人定的,而且十有八九是個別領導大手一揮就一言九鼎就山呼海應鐵定下來。誰管你三七二十一。
“水、電、氣接入工廠都需要高額費用”。這不奇怪。只是看似不是政府直接收費,其實意思也差不多。水、電、氣,哪一項不是政府壟斷行業?政府定價,賺錢自然政府支配。
當然,我國能源資源短缺,價格自然反應成本。但是,比美國貴,說明其中必然有不正常因素。比如同樣是波音、空客飛機,我國機票比歐美貴。
至于“工業用地價高”,那沒辦法。中國人口多,人均土地資源就少,地價貴是必然的。美國土地便宜,那時因為他們人少。這是國情,政府難以一時改變,唯一的途徑是控制人口,而不是輕率放棄血淚換來的計劃生育國策。所謂的“人口紅利”純屬誤導,人多,人均產值就一定高?企業用不起地,修高鐵拆遷成本高,這能是“人口紅利”嗎?
不僅對企業亂收這費那費,其實,政府對公民個人,有時也一樣錙銖必較。小小的一個護照本,能有多少工本費?能達到200元人民幣嗎?說是到期可以延長,結果延長同樣要再掏200元。不管辦照人是否需要,都必須有償照相,一次20元。
對企業猶如泰山壓頂的政府收費,按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分析,雖然不合理,但是有依據,有文件,放在明處,似乎還不是亂來;但是,筆者懷疑,是否還有沒文件依據的、存放在暗處的收費?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上市公司年報或企業自行披露的費用來看,中國的各類‘費’非常多,且不透明。這既包括明面上的費,也包括各類尋租和灰色成本。‘費’沒有法律來規定,其中不規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認為,而且由于費的征收具有相對隨意性,這就為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預期帶來不確定性,讓投資環境中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資的進入。
暗處的收費多于明處,于是就難怪非法的收費大于法定的稅收。(來源:中華工商網)